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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:《伐清

开始邓名认为袁宗第这还是老式的思维,就是只有自给自足才能心里踏实,不过邓名转念一想,觉得袁宗第也没大错,邓名也是在保证成都粮产量的基础上,才开始琢磨向湖广出售食盐的主意。

听了邓名的解释后,袁宗第依旧不赞同:“以末将看,粮食总是不嫌多的,既然土地还没有都开垦出来,那与其浪费人手用来制盐,还不如多开垦些土地。要是张长庚不买提督的盐,这些壮丁岂不是白干了?”

“张长庚不买我的盐?”邓名闻言哈哈一笑,右手轻轻拍了拍腰间的宝剑:“他敢!”

“既然提督有取胜的信心,那为何不攻打武昌,占据湖广呢?”袁宗第感觉邓名的战略和他所知的完全不同,自古以来和敌人就没有什么生意好做,用武力威胁对方同意交易更离奇,既然武力占上风那就应该用来夺取土地。达成平衡后就各自种田,再次出现不平衡后就再次交战,边境也会再次变动。达成平衡——失去平衡——达成平衡,如此不断循环直到天下一统。

“我和袁将军看法不同,如果夺取了大片的土地,我就需要用兵力去防守,从而失去主动权,就好比武昌,如果夺下不防守没有意义,如果防守我就会失去大量机动兵力,不能继续压迫保宁、重庆清军,给他们转守为攻的机会。为了保证我手里有一支能够威胁长江流域各处的军队,我宁可暂时放弃一些可能夺取到手的土地。而且从张长庚手中武力夺取武昌的话,我的盐固然能送进武昌,但无法送进湖南、乃至江西、河南、福建了,从现在的情况看,张长庚控制武昌,比我自己控制更有利。而既然我能够威胁武昌实力,我就要向张长庚展示力量,拿到我想要的东西。”

“提督打算先兵后礼吗?”袁宗第若有所悟。

“是的,我曾经和一个人说过,如果我的目的是想开一扇窗户的话,最好的办法不是恳求反对者同意,而是扬言要把屋顶掀了,这样就不用商量了,他们会求着我开窗户,免得我掀屋顶。”

“若是这样的话,刘将军一定能帮到提督。”袁宗第告诉邓名,刘体纯吹嘘他在爆破技术上刚刚取得了重大突破。

第十一节 优待

船开到夷陵就算出了三峡,一年多前邓名在巴东和刘体纯首次相遇时,后者手边有甲士两千;去年在湖广大丰收后,刘体纯已经拥有七千战兵,盔甲也焕然一新。不过此时邓名在夷陵见到刘体纯时,却得知夷陵只有一千出头战兵。而且和在巴东时不同,那时刘体纯几乎随时可以倾巢出动,但现在夷陵的明军却不可轻动,必须呆在夷陵坚守。

听邓名问起周围形势,刘体纯更是难掩忧色,现在荆州府称不上安全。荆州府西部因为与施州卫接壤还好一些——现在施州卫控制在明将王光兴手中,刘体纯与王光兴战线相接,清军难以窥视;但东部形式要紧张得多,进入岳州府的湖南清军越来越多,与明军形成对峙。

就是所谓形势较好的西部防线,其实有很大的隐患,因为李来亨、刘体纯与王光兴的关系并不好。王光兴本是楚军将领,驻守郧阳和闯营多次交战,清兵南下后王光兴的朋友们纷纷向满清投降,他坚持不降,战败后撤退到施州卫继续抵抗。川陕总督李国英因为与王光兴有一份香火情,所以一直希望能够劝降他,但无论昔日楚军故友如何劝说,王光兴始终不为所动。文安之节制川鄂军务后,王光兴也积极响应,服从文安之的部署、调遣,也能勉强在文安之的旗号下与闯营众将一起行军。

在邓名的前世,王光兴对明朝的忠诚也几乎维持到了这个朝代的最后时刻,那那个宇宙里,文安之因为二谭叛变、永历弃国、云贵沦陷、南京兵败等一连串打击忧愤辞世;王光兴在文安之去世后又坚持抵抗两年,当袁宗第被李国英击败,大宁、大昌先后失守后,陷入重围的王光兴终于彻底绝望,停止抵抗认输投降。

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,王光兴和闯营诸将也就是表面上的盟友,如果清军真的猛攻荆州府西部,刘体纯对王光兴到底能多快赶来支援、能出动多少部队来支援自己并无把握。因此虽然身边就是盟友,但刘体纯的军事部署完全是按照自己孤立无援这个前提来设计的。

“王将军有两万兵马,”邓名问清了刘体纯的部署后,对他的计划有些不满:“这么一大批友军就在不远处,刘将军却不想着加以利用,这实在太浪费了。”

“是号称两万兵马,”刘体纯急忙纠正道,王光兴经营施州卫多年,实力还是有一些的,不过刘体纯认为万万不可高估,王光兴手下的两万兵马他认为大部分都是屯丁,真正能上战场的也就是三、四千之数,比刘体纯之前在巴东的实力略强:“战兵能有两千就不错了,王将军手里的盔甲也没有很多。”

从湖广缴获了大批装备后,刘体纯等四人都在积极训练新兵,帮助袁宗第恢复元气就是他们那次出兵的目的之一,但刘体纯可以帮助袁宗第,却绝不会把自己的东西拿去和王光兴分享。而在湖广闹得最热闹的时候,王光兴也没有来凑热闹的意思,同样是因为他看到围在邓名身边的都是闯营众将,他不想来讨个没趣。

“总比没有强,如果刘将军肯把缴获分给王将军一些,我想王将军一定会很高兴分担荆州府压力的。”邓名在心里暗骂自己糊涂,他来回奔波,所以一直无暇去交通不便的恩施一趟,也没有给王光兴拨去一批战利品,说不定会让王光兴有什么想法了。

“提督又不是不知道,我也不富裕啊。”刘体纯一通摇头,若是援助的目标是袁宗第、郝摇旗,他会是个很慷慨的人,但既然对象是楚军旧将王光兴,那刘体纯肯定一毛不拔。

“好吧。”邓名见刘体纯如此坚决,也不好勉强,就在心里琢磨着写一封信回奉节,让文安之拨给王光兴一些军饷。之前南明朝廷不给钱粮,所以文安之也没有东西给虁东众将,不但给不了还要他们帮助出钱养奉节守兵,打仗时还要求他们服从命令,这虽然是没有办法但总不太好;上次邓名就从湖广给文安之运去了一大笔缴获,现在奉节督师标营规模扩大数倍,邓名估计文安之手里还有一些,就打算让奉节先出面安抚一下,不需要很多,再说自己也可以还给奉节。

见邓名不继续这个话题,刘体纯也暗暗松了一口气,马上把话题岔到别处,再也不提王光兴的事情。

对刘体纯来说,王光兴更像敌人而不是盟友,和三谭一样,闯营众将并从未把明军旧将当自己人看。而在两谭叛变后,刘体纯对王光兴这种明朝嫡系官兵就更不信任了,觉得就是文安之的威望都无法保证他们不再背后捅刀子。

刚才刘体纯对邓名的解释是,他不清楚王光兴能不能及时来增援,所以一切部署都要按照最坏的打算来。其实王光兴若是不来增援,那倒不是刘体纯心目最坏的情况了,要是王光兴真及时带领大军来援,刘体纯反倒会更苦恼。

“要是王光兴带着几千兵马赶到,我倒是放他入境还是不放?不放吧,督师和提督那里说不过去,会觉得我好像是个气量狭小的人,但如果放王光兴来,谁敢说他心里有什么打算?我听说李国英给王光兴写过很多封信了,虽说王光兴把这些信都交给文督师了,但我可不是文督师,我不知道王光兴有没有心动。”刘体纯心里转着这些念头,只是没有和邓名明说罢了:“不来最好,来了我还要派一支军队防备他。提督虽然是宗室,但有句话说的没错,二十年前是闯、西和明军打,现在还是一样,只不过改了个名字罢了,我们变明军了、他们变清军了。”

刘体纯觉得侧翼的王光兴行动难以预测,清军方面和他的看法也差不多,不清楚如果和刘体纯交战的话,王光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行动。这种不确定性对刘体纯也有益处,使得清军不愿意在这一带冒险。

夷陵、枝江、江陵,这一连串沿着长江的据点都牢牢握住明军手中,因为湖广水师同样在钟祥一战中损失很大。而等邓名走后,张长庚主要精力也放在稳固武昌、汉阳城防上,此外就是编练新兵以恢复再三受到歼灭性打击的湖北野战部队,所以对水师的投入微乎其微。

“张长庚竟然没有全力恢复水师,这样也好,省得我头疼如何歼灭湖广清军水师了。”听说武汉方面的主要注意力搁在陆军上后,邓名知道多半张长庚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取而复返,他问刘体纯道:“我有意再次直捣武汉,刘将军有意同行吗?”

通过黄州等地的战争,张长庚成功地清除掉了前任的大部分影响,在要害位置上都部署了自己心腹,这其中邓名出力最大:大批被清洗的官员用的都是失陷土地的罪名,这是邓名和张长庚的协议;而收买人心的经费也是邓名给的回扣;而制造出来的紧张气氛还导致清廷不断下放更多的权利给张长庚,只要他能稳定湖北的局势,就对他各种人事任命一概许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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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没有藩王的名头,不过这半年来张长庚差不多已经有藩王之实,而且还是平西王那种军政一把抓的封藩,而不是尚可喜、耿继茂那种只有军权没有治权的藩王能比的。虽然是短短半年,但张长庚已经获得了不小的满足,只是他也清楚,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,过去半年朝廷始终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操心,所以对湖广控制得比较松。

等到江南恢复平静,张长庚知道朝廷就会重新关注湖广这里,总要给朝廷一些政绩才能保证这个总督宝座安如磐石。而张长庚思来想去,这个政绩只能从李来亨身上出。虽然靠邓名提供的经费张总督把湖广官场经营得不错,在北京也交到了一批手眼通天的朋友,但等他打算重建部队时,空空如也的仓库就成了大问题。

现在北京对武昌的要求并不高,就是在确保武昌的基础上,逐步收回湖北失地,同时设法支援贵州一些粮草。张长庚也不想和平西王把关系搞得太僵,就打应吴三桂等今天收获后拨去一些协饷。预支了部分收入后,张长庚能够用来重建军队的经费就更加紧张,所以他只好放弃了耗时长、见效慢的水师,打算先把湖北清军数量恢复到钟祥之战前再说。

最近张长庚更是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此事,他已经听说马逢知和张煌言都逃亡出海,达素也开始带着山东、河南绿营向福建进发。这让张长庚意识到江南安定在即,朝廷的关注重心随时可能西移武汉,而那个时候若是表现得太无能就可能导致朝廷遣师入楚——比如把达素的援军派来收复湖北失地,这对张长庚的地位、收入、人脉、威信都会造成不小的影响。

李来亨和刘体纯当然察觉到了清军实力的恢复,李来亨现在全神贯注于荆州府东部,西部全部交给刘体纯出力。

听到邓名的问题后,刘体纯摇了摇头,刚才他已经向邓名介绍过,现在夷陵只剩下一千多战兵,而且还无法动用。在岳州府和刘体纯对峙的清军部队虽然不断增多,但对方很多都是新兵,刘体纯最担心并不是他们,而是内部的不稳。

“地方上很多缙绅都在暗中串联,要向鞑子出卖x官兵。”刘体纯告诉邓名,士人对明军有很强的抗拒情绪,到处都是类似的密谋,刘体纯之所以把大批部队派出去,就是为了防备地方士绅和清军勾结,而留在夷陵城中的明军,也时刻要做好出发镇压叛乱的准备。

“怎么会这样?”邓名闻言不禁有些吃惊,在江南的时候,士绅虽然畏惧满清的报复,但在感情上对明军并不反感,而在湖广这里缙绅给邓名的影响也是两头摇摆,对满清肯定没有死心塌地。湖广绿营的战斗力低下,和这种怀念明朝的思潮有很大的关系,所以邓名见刘体纯神色严肃地讲起叛乱密谋时,感到有些不可思议。

“因为缙绅抗粮。”刘体纯一语道破天机,现在明军和地方缙绅对立最严重的地区就是郝摇旗、贺珍占领区,这两个人在江汉平原上大量没收土地开辟军屯,那里的缙绅、地主已经不是密谋,而是有很多已经在带着佃户、长工武装反抗——在选择做佃户还是做贺珍他们的辅兵这点上,农民坚决地站在地主一边。

“贺珍盘剥最过。”即使是说同盟军,刘体纯也用了“盘剥”这个两个字,贺珍想在郧阳、谷城一代实行全面的军屯制度,把他曾经在汉中、大宁等地用过的办法在湖北再施行一遍,但湖北地主却不肯买账,因此当初持中立态度的郧阳人开始抵抗。据刘体纯说,虽然贺珍依靠军队能够把大部分叛乱镇压下去,但这牵制住了贺珍大部分精力,让他根本无法支援襄阳的郝摇旗。

而贺珍的军屯建设恐怕也不顺利,现在和他在汉中作威作福时不同,湖北明军控制范围不大,而且是新占领区,百姓可以很容易地逃亡,很多人宁可背井离乡也不愿意被编入军屯——虽然给地主做佃户也未必能吃饱,但至少不会整日在皮鞭下劳作,或是担心性命不保。

郝摇旗的政策比贺珍温和一些,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大搞军屯,而是因为他承担了来自武昌的主要压力,如果像贺珍那样不顾一切的话那他就没法保持对清军的战线了。

“当初提督告诉郝将军、贺将军,若是河南绿营增援,那就可以放弃钟祥,逐步退往襄阳。现在河南绿营并没有来,但钟祥以东已经全部放弃了,我估计等收获后,郝将军就会主动放弃钟祥,退向襄阳了。”刘体纯并没有亲眼看到汉水流域的形势,不过他觉得并不乐观。层出不穷的叛乱和向清军通风报信,让郝摇旗不敢把大军散布在广阔的领土上,钟祥以东的土地都是郝摇旗主动放弃的,退到钟祥后,郝摇旗就像李来亨求助——因为贺珍正在忙着应付自己着火的后院,无力派出增援——幸好坐镇江陵的李来亨实力强大,给钟祥侧翼派去援军,加上清军实力不济,两军就在钟祥附近形成对峙局面。

“你们也要全境搞军屯吗?”邓名听后大吃一惊,他知道闯营缺乏行政人才和经验,袁象、刘晋戈的表现就不止一次让邓名感到头疼,但没有想到他们的父辈也丝毫不比他们强,除了军屯就没有第二套招数。

“我们当然不会全搞成军屯,我们只是没收一些给鞑子死心塌地卖命的狗官的土地。”刘体纯还自豪地告诉邓名,他与农民做买卖时不但是公平买卖,而且还体贴地多付一些银子。

“你怎么知道谁是死心塌地、谁不是?难道你会一个个问过来么?你还不是要依靠原来的胥吏?别说你不依靠这些人,你总不能占卜断定谁是心存大明、谁是甘为异族走狗吧?我担心这会给一些人奸猾胥吏上下其手的机会。”虽然刘体纯比邓名年长很多,还是一个起义者,但他对官吏的认识实际是非常有限的,邓名可是从媒体上见惯了官吏的嘴脸:“至于多给农民银子,那就不是公平买卖了,我觉得这也未必好,如此小恩小惠未必能有太大的效果。现在我们有钱所以可以这么做,将来没钱了怎么办?发现我们突然不犯傻后,那些满怀希望而来的农民说不定会生气,或是觉得我们看不起他,还是公平买卖为好,能做到公平买卖就不错了。”

毕竟刘体纯的岁数要大得多,邓名点到为止,马上又把话题拽回来:“既然你们不大办军屯,怎么还有人去清军那边通风报信?”

“总有些人数典忘祖。”刘体纯说道,顿了一顿又道:“有好多有功名的士人要求免税,说鞑子都不收他们的税,我们当然也不能收。小老虎和我都不同意,就吵起来了。”

“嗯,我明白了。”虽然刘体纯没提,不过他和李来亨的脾气邓名也有所了解,有人为此挨了板子,甚至被抄没家产都不稀奇,这样的举动在邓名看来未必是大错,但在缙绅眼里无疑就是流寇作风——就好比王夫之的好友蒙正发吧,这个被王夫之称为南明敢战第一人的蒙先生是有功名的士人,从江南跑到湖广参加义军,后见明军屡败,蒙正发就离开军队去找清军将领,称自己尚未有后、感觉很不孝所以不想打了。

普通明军官兵投降是不是能保住性命是不好说的,但蒙正发作为有功名的士子,投降一切好说,清军请蒙正发吃了一顿好饭,还送他还乡的盘缠。回到江南后,蒙正发也确实娶了十几房妻妾,全了孝道;被他痛骂为坏天下事的闯营将士战死疆场,而他老先生却能安享天年,死后还能被朋友们美誉为南明敢战第一人——优待士人是明清双方都遵守的游戏规则。

“夷陵这里收士人多少的税?”邓名问道。

“夷陵这里,有功名的免税。”刘体纯不假思索地答道。

“可刘将军不是刚说你们不同意给缙绅免税么?”邓名感觉这是太明显的自相矛盾了。

“可这里是夷陵啊,是督师的老家,我怎么会不同意给这里的士人免税?”刘体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,似乎还很奇怪邓名为何会有此一问:“总是要督师的乡亲沾光的,再说也不差夷陵这里的这么点钱,夷陵以外一律不免。”

第十二节 征税

以前邓名和闯营众将交谈的时候,就感到他们对明廷的治理方法有很强的抵触心理,对此邓名非常能够理解。提供闯营的人都是被明政府逼得活不下去才起来造反的,他们触目所及,都是民不聊生的景象,既然如此他们自然会认为明廷的统治办法有极大的问题——也确实如此。

不过闯营自己的治理手段也是乏善可陈,李自成举事以后,一直到进入北京之前,都没有文人投靠他。仅有的一个牛金星还是因为和人打官司被下狱,适逢李自成攻破城池才投了闯,在加入闯营之前,牛金星同样没有过任何参与行政工作的经历。

在穿越之前,邓名对这个时代的知识传播速度并无了解,等他亲身和这个时代的人交流过以后,才发现在这个没有媒体、报纸,没有大量便宜书籍的时代,普通人对管理、行政近乎于一无所知。刘体纯等人知道官吏的名称,但对政府有何职能,该如何去实现职能都完全不清楚。

李自成攻破北京后,拿出的办法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全国性的三年免征,政府必须的维持经费通过拷掠明朝高官来获得,先不谈这个方案的弊病,就是执行效果邓名也不看好——他听文安之说过,李自成几乎全盘继承了明朝的官吏体系,这个免征政策到底会在基层执行成什么样子,最终受益的人都是什么人?邓名对此非常怀疑。

虽然执行效果肯定会打折扣,而且文安之还痛恨李自成至极,不过在给邓名私下授课时,文督师还是公正地评价道:听说大顺广泛推行免税制度后,黄河流域的饥民、流民还是大量返回故土,社会生产开始迅速恢复。可除了拷掠,李自成、牛金星都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维持他们的政府,虽然有大批农民从大顺的政策中受益,但李自成全完全无力动员这些受益者来保卫他的政权。结果迅速被满清和利益受到触犯的北方缙绅阶层联合起来赶走,甚至没机会从追赃助饷这个行动中总结行政的经验教训。

在往后闯营继续颠簸流离,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行政工作,被改编为明军后,南明政府更不可能把地方政权交到他们手中。西营有建设、巩固根据地的经验,而闯营始终没有锻炼的机会。

在成都的时候,邓名就屡次因为袁象、刘晋戈、熊兰没有任何行政常识(现代人的常识)而头疼不已。对此邓名只能自我安慰:正因为这些人对政权框架一点基本概念都没有,邓名才能施加最大的影响。比如刘晋戈对政府的工作、目的认识完全是一片空白,所以邓名说什么他深信不疑,并奉为金科玉律。

刘体纯虽然比他儿子见多识广,不过行政经验基本也为零,以前在巴东根据地就是单纯的军屯,一切都是军事管理。这次移驻夷陵后,一下子要面对复杂的社会成份,身边也没有南明或是西营的行政官吏,简直称得上是手足无措。

“至少要两、三年的时间,通过一次次税收、纠纷,刘体纯才能不断总结教训,对各种会出现的行政问题有所了解,他的幕僚也会逐渐成长起来。”邓名在心里想道,对于明廷的传统管理模式,邓名既看不上也没有太多的了解,在这方面帮不上刘体纯什么忙:“李来亨、郝摇旗他们估计也差不多,现在完全就是在闷头瞎搞。只是我指手画脚他们多半也未必会听,我只有设法帮他们拖两年,不要让他们迅速垮掉;也不能他们把湖北闹得一塌糊涂,让缙绅和百姓都开始怀念满清起来。等到两、三年后,他们有了些认识,成都那边我的人才也培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