署真实姓名，他觉得事情刚开始，时机还不成熟。也是引而不发，留有悬念的意思。在信封下面，他写的是“内详”。可在内里，他并没有写自己的地址和单位。这一方面是出于自卑，另一方面，他不指望唐丽华给他回信。他心里明白，就算他写上他所在的采煤三队的详细地址，白衣天使唐丽华也不会给他任何回音。一上来就表明他的身份，只会把高贵的唐丽华小姐吓着。他必须先做铺垫的工作，让唐丽华知道他是一个有思想、有感情、有文才的人，再让唐丽华知道他是一个采煤工也不迟。说得不好听一点，他是把信里的甜言蜜语当诱饵，等唐丽华尝到了甜头，他再收钩效果可能会更好些。

宋长玉把第三封信刚写了几句，孟东辉突然坐起身来，说梦话似地问他：“你怎么还不睡觉，写什么呢？”

沉浸在遣词造句中的宋长玉被孟东辉的猛丁问话下了一跳，他不由地用胳膊压住信纸，把所写的内容盖住了。他的床与孟东辉的床间距离很小，孟东辉就在他背后，似乎一伸手就把他的脖领子抓住了，这让他觉得有些别扭，好像自己的隐私被别人抓到了。他不高兴地说：“没写什么，给家里写封信。”

孟东辉说：“我也该给家里写信了，你替我也写一封吧。”

“谁知道你跟家里说什么，还是你自己写吧，你又不是不会写。”

“我识那几个字都就着馒头吃下去了，又拉出去了，提笔忘字，连不成句。没啥可说的，就是跟家里报报平安呗。”

宋长玉还是没有答应替老乡孟东辉写信。孟东辉是在老家娶了老婆有了孩子的人，但他跟招工的人说自己未婚。孟东辉是小学毕业，去年二十七岁。但他在招工表上填上的是初中毕业，二十二岁。据说他给前去招收农民轮换工的人送了礼，人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让他蒙混过关了。宋长玉认为孟东辉是撒谎到煤矿参加工作的，素质上跟他不在一个层次，他对孟东辉多少有点看不起。他让孟东辉好好睡吧，别说话了。

孟东辉才又躺下了，没再说话。

宋长玉的思路被孟东辉打断了，一时找不到思路走到了哪里，不知在信纸上，还是在脑子里。他跟孟东辉说的是给家里写信，脑子里一闪，思路竟闪到家里去了。他在老家没有结婚，连未婚妻也没有，给家里写信只能是给父母写。来到乔集矿七八个月了，他只给父母写过两封信。刚到矿上写一封，春节前写一封。他给父母写的信都很短，很简单，无非是说他在矿上一切都很好，要父母不必挂念他。真的，他不知道跟父母说什么。父母生了他是不错，可父母的能耐也仅仅限于生他养他。他长大成人后，父母在他面前显得畏首畏尾，缩手缩脚，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他小时侯，父母成天盼着他长大。他真的长大了，父母却发愁了。父母看不到他的前程在哪里，不能给他指出一条路，不能改变他的命运。父母生身，自己生心，今后的人生之路只能靠他们自己去走，去开拓。他选择给唐丽华写信，就是拿笔头子作工具，看看能不能为自己开辟出一条路来。唐丽华不是他的父母，目前也不能代表他们家里的任何人，可如果弄得好，如果能得到唐丽华的认可，并赢得唐丽华的芳心，情况就大大不一样了。至于不一样到什么程度，他还不好估计，也不愿意提前作出过多过高的估计。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将彻底告别农村、农民、农身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和现在的宋长玉完全不一样的新的宋长玉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唐丽华将是位于他老家西北方向的福星，将是给他的命运带来转折的贵人。把唐丽华说成再生父母，也不是不可以。

他把眼睛盯着信纸上的那几句话，反复念了几遍，才重新把思路接续上了。在这封信里，他开始介绍自己。他把信的调子定得很低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命运不济的人。他提到自己曾参加过高考，只差几分未被大学录取。在整个高中阶段，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，在全校没下过前三名。但在高考那几天，他得了感冒，临场发挥不是很好。结果有两三个平时学习成绩排在他后面的同学都考中了，他却名落孙山。他本打算复习一年再考，老师也说他来年一定会考上。可就在那一年，父亲重病一场，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，连粮食也几乎卖光了，实在没办法为他支付数目不小的复习费，他只得放弃复习。从学校回来的那天，他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没什么前途了，伤心得痛哭一场，哭得非常绝望。在整个第三封信里，他酝酿和调动的都是伤感的情绪，使用的是天涯零落人无可奈何的语气。宋长玉并没有什么谈恋爱的经验，对女性的接受心理也没有研究，但他毕竟读过一些书，也看过一些戏，知道真正动人情肠的从来都不是喜事，而是悲事；从来都是受过伤害的感情，而不是一帆风顺无波无澜的感情。一些有眼光的大家闺秀在戏中爱上的也多是落难的才子。也许是出于本能，他不知不觉就把自己摆在一种弱者的位置。在两性对比上，人们通常以为，男人是强者，女人是弱者。也是因为性质决定的，女人似乎有着更多的同情心。女人所同情的，是比她更弱的弱者。宋长玉要得到唐丽华的同情，必须不惜向唐丽华示弱。举例来说，谁会同情一只狼呢！一只受伤的绵羊，或一羽折翅的鸽子，才有可能得到人们的同情。在这封信的结尾处，宋长玉还把耐心保持着，仍没有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，他写的是“一个自卑的人”。

矿上没有邮政所，也没有设置邮筒。在离矿六里远的一个农村集镇上，才有一个小小的邮政所。宋长玉把信抄好，反复读过，步行向邮政所走去。他想借杨师傅的自行车骑一骑，觉得把杨师傅叫醒不合适，就没有开口。来到镇上邮政所，他才临时买信封，临时在邮政所的柜台上往信封上写字，而后贴上邮票，把信投到信箱里去了。每次投信他都小心翼翼，像是怕把他的宝贝信件摔疼似的。当听见信件落入邮箱啪地一响，他心头似乎也响了一下。每天在邮政所上班的只有一位看上去五十来岁、戴老花镜的邮政员，把邮票贴好后，他本来可以把信直接交给邮政员。邮政员在邮票一角砸上一个邮戳，信件随即就可以进入分检投递程序。他之所以舍近求远地投进钉在门外一侧墙上的铁皮邮箱里，是他实在不忍心看着邮政员当着他的面，用铁质木柄的邮戳在信封的脸上重重砸那么一下。还有，他担心养成职业习惯的邮政员在砸下邮戳的同时，会顺便朝信封上面的发送地址和收信人看一眼，那样的话，邮政员说不定会怀疑他的动机：这里离乔集矿这么近，干吗还要写信呢？他的信是匿名的，他想把自己本身也隐藏起来，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写信发信的人是哪一个，包括素昧平生的邮政员在内。

（www。。）.

3、接触

第三封信寄走第五天，宋长玉给唐丽华写了第四封信。不多也不少，每封信之间相隔的时间都是五天。这个时间是宋长玉计算过的，除去信在路上走的时间和矿上通信员收发信件用的时间，他留给唐丽华看信的时间大约是三天。三天之后，下一封信又到了唐丽华手里。如信件太密，唐丽华看信不会太仔细。信件太稀呢，让唐丽华等得时间太长也不好。这样不稀不稠，像机器齿轮上的等距离的齿子，齿齿相扣，两个齿轮才会一同转起来。

在第四封信里，宋长玉郑重写上了自己的名字，还注明了他所在的采煤三队。等唐丽华看罢这封信，他觉得自己可以浮出水面，可以与唐丽华正面接触一下了。

也是宋长玉设计好的，每封信的内容各有侧重。这封信他着重写的是对煤炭工业重要性的认识，表的是当一名新时代合格矿工的决心。信的调子也得激烈高昂起来。仿佛唐丽华是他面前的一面旗帜，他在举着手对着“旗帜”庄严宣誓。

宋长玉这样以书信作武器，一次又一次向唐丽华发起进攻，是他看重信的功能，也相信信的力量。古往今来，人们之间的交往靠什么，一是说话；二是文字。两者相比，他以为使用文字显得更高雅，更含蓄，更美好，也更富有魅力。每一个字都经过几千年的风雨，几千年的修炼。一笔一画里，都浸透着前人丰富的情感，和高超的智慧。按宋长玉的想象，前人定是为了传递爱意，才创造了文字。不把文字接过来在书信中好好使用，岂不是辜负了前人，也辜负了文字！由于语言和文字的长期使用，人类不仅生活在语言和文字里，在人类的遗传基因里，似乎也继承了语言文字接受和传递信息的本能。试想想，谁不为接到异性的书信而欣喜，谁不为阅读求爱的书信而欢愉呢！恐怕唐丽华也不会例外吧。宋长玉听说过，有的小伙子在马路上就可以拦住一个姑娘，要求跟姑娘谈一谈，或者邀请姑娘一块儿看电影。对于这样的求爱方式，宋长玉觉得也不是不可以。但他只愿意承认小伙子够勇敢的，要是换了他，他决不会那么干。那样是不是太鲁莽了，方式也显得过于原始。宋长玉对自己的写信能力和水平比较自信。在初中和高中，他的功课一直偏科，文科好，理科差。他参加高考，并不像他在给唐丽华的信里说的那样，只差几分没跨进大学的门槛，实际上，他差了三十多分没达到大学录取的分数线。他输分就输在数理化上。现在无所谓了，高中一毕业，数理化基本上用不上了，而文科却可以大大地派上用场。在给唐丽华写信过程中，他把所学的语文知识差不多都调动起来了。他把书本理论联系实际，联系情感，等于单独向唐丽华作了一系列集中演示。至于演示的效果如何，就等着听唐丽华的评判了。

决定在信上署名时，宋长玉想换一种信纸。写前几封信，他用的都是从文具商店买来的信纸。这一次，他想使用矿上的专用稿纸，也叫信签。他见过那种稿纸，每张稿纸的天头都印有红色的夏观矿务局乔集煤矿字样。他还见过矿上的专用信封，信封是用很结实的牛皮纸定制的，信封下方的单位名称也是大红的仿宋印刷体。他对那样的稿纸和信封羡慕已久。他们村有一个在外省某个矿务局宣传部耍笔杆子的人，那人每次往家里写信，都是用那样的以显赫字样标明单位名称的稿纸和信封。宋长玉那时就想，他什么时候能用专用稿纸和专用信封给家里写信就好了，也能给父母争点光，不枉父母生他养他一场。他自己也算没有在人世上白走一遭。在宋长玉心目中，用那样的稿纸信封写信发信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，有着先声夺人的效果。

他选择到矿上的宣传科要那种稿纸信封。宣传科科长在矿上的广播里说过，欢迎大家给矿广播站写稿，给局里的矿工报写稿。倘是要到稿纸信封，除了给唐丽华写信寄信时用，他还要马上给家里写一封信，通过信封信纸让村里人知道，他宋长玉现在也是国家的人了。不过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不知能否要到他想要的东西。宣传科的办公室在四楼，楼道宽敞明亮，与井下的狭窄黑暗巷道判若两个世界。走在这样的楼道里，他似乎受到一种莫名的威压，心虚得很，也紧张得很。他两腿发硬，脚上沉重得像是穿了两只下井用的深筒胶靴。他身上发热，后背似乎要浸出汗来。来到科长办公室，科长问他找谁。他说找宣传科。科长问他有什么事儿。他说：“我想写稿子，没有稿纸。”

“你是哪个队的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是采煤三队的，叫宋长玉。”

科长把宋长玉的名字念了一下，又问：“你是新来的农轮工吧？”

农轮工是农民轮换工的简称，不管是简称还是全称，宋长玉都不喜欢。但不喜欢归不喜欢，他还得承认：“是。”

“你以前写过稿子吗？”

“写过。”　宋长玉额头上冒出了汗。

“给哪儿写的？”

“局里的矿工报。”

“矿工报采用了吗？”

“我刚把稿子写完，想抄写一遍，才想起来没有稿纸，也没有信封。”　宋长玉头上的汗流下来了，他装作挠头发，顺便用手掌把汗擦了一下，擦得满手都是湿的。他没想到科长会审问般地问他这么多话，他有些顶不住了。科长若继续问下去，他恐怕就编不圆了。

科长在椅子上坐着，屁股始终没有离开椅子。办公室里本来还有一把空椅子，科长没有让宋长玉坐。科长甚至没让宋长玉走近他，只把身子稍微侧了一点，向站在门口里边水泥地板上的宋长玉接连发问。科长总算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看这样吧，你把稿子拿来给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我们觉得可以，会?